往前追溯一百多年时光，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仍将报纸视作洋玩意之际，有个来自浙江东阳的人，仅仅凭借一支笔，便在整个北洋政局中掀动波澜，甚至于引得军阀张作霖开出三十万大洋的巨额高价来收买他。这个人名为邵飘萍，在他42岁的那一年，惨遭军阀毒手，然而临刑之际，他面色未曾改变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谈谈这位在中国新闻史上堪称最为硬核的记者。

从秀才到报人

邵飘萍于1884年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一个贫寒家庭，他14岁便考中秀才，若放在当下那便是少年班的天才。可他并未走上科举的老路，而是转而跑去学习声光化电，于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。在读书期间，他就与革命党人秋瑾、徐锡麟有书信来往，当秋瑾被捕前写给他的信，他收到的时候人已然被害。这段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，要救国就必定得唤醒民众。1909年毕业后，他在金华中学教书，同时还给上海《申报》撰写通讯，自此踏上了新闻之路。

辛亥革命过后，袁世凯开始主政，整个国家到处都是夸赞颂扬之声，然而，邵飘萍却在报纸之上，愤慨责怪袁贼若不死去，混乱便不会停止。当时，他仅仅二十多岁，这般胆量来自于他对报纸所具备力量的清晰认识。他往后回忆表示，从那时的书籍报刊之中，知晓了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进行改革，而且改革必然要先唤醒民众之心。从秀才转变为报人，他所走的这条道路，在那个时候是极少有人敢于去选择的。

独闯国务院的采访绝技

在1917年的时候，北洋政府对于是否参加一战这件事变成了绝密情况，国务总理段祺瑞下达命令，使得所有机关都停止会客三天。中外的记者在北京用尽了各种办法，结果都空手回去了，然而21岁的邵飘萍却想出了奇特的招数。他先是借来了一辆挂着总统府车牌的汽车，直接开进了国务院，接着又花钱买通了传达长，最终才见到了段祺瑞。见面的时候他当场立下了军令状，声称三天之内绝对不会向北京的任何一家媒体透露哪怕一个字，段祺瑞这才松口，将中国将要对德宣战的决定全部说了出来。

邵飘萍拿到消息，马上用密码电报发文，该文发往上海的《申报》以及《时报》，这两家报社连夜印发号外，上海滩一日之内卖出几十万份，因当时津浦铁路尚未通车，五天后这些报纸才流入北京，段祺瑞看着从上海传回的消息，目瞪口呆，这种鬼神莫测的采访手段，使得邵飘萍在当时的新闻界无人不知。

三十万大洋买不动的脊梁

邵飘萍在张作霖最恨的人当中，绝对是排在前列的个体存在，《京报》持续不断地大量揭露奉系军阀的贪污腐败行为以及残暴行径，使得张作霖内心既充满恨意又夹杂着恐惧之情，并因而派人给邵飘萍送去一张价值三十万元的银票，三十万在当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概念呢，北京城里面一座豪华的四合院大概也就价值两千块左右，邵飘萍将那笔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，紧接着第二天报纸上针对张作霖的批评力度变得更加猛烈了，他对着家人说道：这种钱我是不会要的，就算枪毙我我也坚决不会要。

1926年4月24日，邵飘萍被张作霖的宪兵队给逮捕了。其实在此之前，他就已然得到了风声，然后躲藏进了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，然而，因为心里惦记着报社事务，抱着冒险的心态返回馆内去清理文件，结果很不幸地在琉璃厂被逮捕了。审讯的时候，法官问他为啥要鼓吹赤化，他只是冷笑，却不说话。两天后的凌晨时分，他被押解前往天桥刑场，在行刑之前，他还面向行刑队露出微笑，那些围观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受到震动的。

北大讲台上的新闻导师

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学的团体，它于1918年10月成立，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。邵飘萍不仅是主要倡议者，还亲自担任导师讲授新闻采写。课堂上他告诉学生，记者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，要平社会之不平，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。当时坐在台下听课者中，有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，他是从湖南来的。

三十年后，毛泽东于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：专门提及邵飘萍，言道，特别是邵飘萍，予以我极大帮助。他身为新闻学会的讲师，是个有热烈理想以及优秀品质之人。这批学员当中，除了毛泽东之外，还走出了高君宇、罗章龙等众多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的人物。邵飘萍在讲台上，不仅教授技术，更传授风骨，为中国新闻事业播下了首批种子。

京报馆里的日日夜夜

1918年，邵飘萍独资创办了《京报》，于北京前门外三眼井胡同租了几间房后便开启相关事宜。他身为老板同时也是记者，每日骑着自行车在满城奔走获取新闻，晚上归来还要撰写社论。彼时北京大多数报纸依靠军阀津贴维持运营，然而《京报》却坚决不接受任何派系给予的钱财，完全凭借发行与广告实现生存。为节省开支，他常常亲自进行排版校对工作，有时忙碌至凌晨，直接在报馆就地打地铺。

《京报》销量，从几千份增长至万份以上，所凭借的是独家新闻以及犀利评论。五四运动前夕，他于北大发表演讲，号召学生挽救国家于危亡，次日，《京报》头版将此演讲全文刊载。1924年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邵飘萍率先采访到他，并撰写成独家报道。那些年份，只要翻开《京报》，即可目睹中国政坛最为真实的内幕。

最后时刻的从容

1926年4月26日那天凌晨，北京天桥刑场处于戒备森严的状态。邵飘萍从囚车上下来，他身着长衫，脚穿布鞋，脸上不见丝毫惊恐。监刑官询问他是否还有要说的话，他摇了摇头。行刑之前，他朝着东交民巷方向看了一眼，彼处有他所牵挂的《京报》馆。枪声响起之际，这位年仅42岁的报人倒在了血泊之中，其身后留下了未完成的新闻学著作以及嗷嗷待哺的五个子女。

两天之后，《京报》遭奉系军阀查封住，邵飘萍的妻子汤修慧怀抱刚满周岁的孩子，四处去避难。她日后回忆讲，飘萍生前时常说，当记者就得准备掉脑袋，没料想这话真就应验了。1952年，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邵飘萍身为革命烈士，墓碑之上刻着九个字：邵飘萍烈士之墓。

当你读完邵飘萍的故事之后，你会思考，在如今这个处于信息爆炸状态的时代里，我们是不是依然需要如同他那般 “宁死不屈” 的记者精神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域留下你自己的看法，并且点赞以及转发，从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位新闻先驱者的事迹。